游走在两极的绘画——谈杨千的“绘画之后的绘画”展
杨千是中国少有的创新型艺术家之一。他的双重绘画和活动绘画已经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虽然中国艺术届对杨千的作品并不陌生，但是杨千依然让我们感到神秘，其原因就是他对艺术追求的原创性是从多层次展开的。当很多著名艺术家不断复制自我，复制被市场认可的符号时，杨千却在坚持创新。这种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再拷贝，但是这种拷贝完全是出于一种对自身艺术创作外延和内涵的可能性探索。而杨千的双重绘画和活动绘画，作为一种新的绘画形式，也使得他在创作上具备了多种可能性。
4月29日，杨千的“绘画之后的绘画”在英国伦敦的红楼基金会空间开幕，此次展览一直持续到6月9日结束。红楼基金会是1999年在伦敦建立的非盈利性组织，对中国当代艺术在英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曾经作过多个中国知名艺术家的展览，并与泰特美术馆等多个英国艺术机构和院校建立合作，为推动中英之间的交流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此次展览红楼基金会邀请著名策展人黄笃负责整个展览的策划，黄笃对艺术家作品的选择比较精确，所选作品准确地向观众传达了杨千艺术创作的精髓：此次展览展出了艺术家新绘画的两种创作形式，一种是双重绘画，一种是活动绘画，这两种形式都突破了以往绘画的单一形式，把非绘画、科学技术、和跨学科的因素融入到绘画，改变了绘画的维度，从而建立了绘画的新观念、新形式、和新的观看方式。这也是此次展览所要展示给英国的艺术欣赏者的最重要部分。
关于双重绘画
双重绘画是指艺术家的作品在自然灯光下和紫光灯光下，会呈现两种不同的图像，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杨千对两种不同图像的创作明显嵌入了很深的个人思考。自然光下的美女和紫光灯下的骷髅，自然光下瞬间的水珠和紫光灯下永恒的钻石，自然光下的女明星和紫光灯下的假面人，自然光下的布什和紫光灯下的恐怖分子，使得艺术家通过这种新的科学媒介，自由地游走在图像的两个极端。将虚幻和存在这种高度信息化的感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这种贴切的表达是单一形式的绘画创作所不能企及的。这种绘画的独特性也在于自我消解性，而杨千的创作恰恰又在自我消解中呈现出来。
开幕当日，前来观看的观众有艺术家，收藏家，也有艺术爱好者，还有大的艺术机构（比如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策划人，他们都在现场向艺术家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新绘画”的兴趣，他们拿着紫光灯饶有兴趣地探宝一样在欣赏作品，而这也是杨千艺术创作一直以来所贯穿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让观众参与进来，让艺术的欣赏变得有厚度和温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欣赏者的参与本身也成了艺术家作品的一部分，这使得艺术品获得了一个时空的统一，拓展了时间和空间的纬度，也使得欣赏者对自身的参与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尊重，当然这种创作从本质上分析也是对观者的一种强迫，总之是改变了绘画的单一性，解构了平面绘画的局限性，让平面绘画具有了多维度的特征。
关于活动绘画
此次展出的活动绘画，也叫装置绘画，主要展出了三幅大的作品，《三个太阳》和《离婚家庭》，以及《审判标准》。对这三个作品的评论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无论从形式分析入手，还是从上下文关系入手，抑或是从精神分析切入，都有局限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家的作品使得艺术批评不得不从多个角度来阐释。但是由于作品是由于人的参与才有感应器的变化尔后引起作品的移动，而感应器的时间间隔的不同会影响到作品的可能性。所以杨千的这种活动绘画是人与新科技之间的互动，使得作品跟时间以及作品跟观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变得暧昧不清，由此作品的才有永久的新鲜性。
在开幕式上，很多观者对走进作品后的作品活动变化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表示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品。活动绘画去除了双重绘画的手工成分，仅仅是靠空间的距离来连接观众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但这只是作品吸引观众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作品仅仅如此，我们绝对不能对作品说好，只能说哗众取宠。而杨千的作品之高度更在于作品上下文关系，以及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刻含义。比如《审判标准》是让罪犯和警察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处于同一个作品中发生关系，在电机的带动下，罪犯和警察交换着位置，暗示了他们的社会位置也在随之变动。又如《三个太阳》，由于三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毛头像的慢速和邓小平的中速，以及江泽民的快速，使得了三个图像出没的时间不一致，在每一个瞬间，他们的位置关系都发生着变化。暗示了三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和相同性质。艺术家通过这个作品，给人提供了审视三个时代关系的一个切入点。杨千的作品通过观众的参与，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和观众形成一种互动，更加促使观众进入一种深度思考。
此次展览并没有展出杨千的全部代表作，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杨千这几年的艺术创作做了一个简单地总结，此次展览也使得杨千的影响力更加国际化。这是对杨千创作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压力，因为更多的人希望看到他更好的艺术作品。对此杨千告诉笔者，“在艺术追求的路上，我会坚持不懈，循序渐进的追求观念艺术的创新，这一点，我绝不松懈”。(夏彦国)